工业是大国经济竞争的主战场，拥有健康的工业生态体系，对于获取高附加值以及捍卫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工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业发展的机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如同神秘的“黑匣子”，等待着有心人去寻找与破解。近年来，随着核电、高铁成为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名片，随着液晶面板等产业打破垄断，人们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机制也纷纷提出新解释，但真正“下沉”到工业现场去寻找和破解“黑匣子”的人并不多。路风教授推出的新著《新火》，不仅一如既往发出自主创新乃中国工业力量之源的洪亮之音，也为中国制造破解逆全球化困局提供了对策。对读者来说，阅读《新火》不啻为一场用逻辑对历史抽丝剥茧的探秘解谜之旅。
《新火》一书是对中国工业自主创新谜局的破解，其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近年来，屡有论者混淆概念，将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对立起来，错误地把自主创新等同于“闭关自守”，《新火》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批驳，破解了舆论界关于自主创新在认知上的谜局。另一方面，《新火》并没有空谈理论，而是从具体鲜活的案例中提炼出概念与逻辑，驱散了笼罩在中国工业自主创新机制上的迷雾。
在《新火》中，路风讲了4个中国工业发展壮大的故事：中国核电、中国液晶面板工业、沈阳机床的“i5”系统以及中国高铁。每个故事各有特色。
以中国核电为例，长期存在着技术发展上的“引进路线”，这条路线及其在舆论界的话语权，掩盖了产业里的自主创新的力量之源。2004年9月中国第三代核电站的招标工作正式开始，2006年12月招标结果公布，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成为赢家。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西屋胜出的主要原因在于报价较低。然而，此后中国的第三代核电站建设却一直磕磕绊绊，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出于安全考虑，中国核电发展步伐放缓。但是，到了2014年春天，“华龙一号”作为中广核与中核共同研发的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突然进入公众视野，并迅速成为继高铁之后中国高端装备出海的又一张名片。于是，谜局出现了：一边是引进的AP1000问题百出，久不见成效，另一边是ACP1000也就是“华龙一号”具备了出口海外的实力，那么，“华龙一号”是怎么“横空出世”的？
根据此前舆论塑造的认知，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技术引进带来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惯性思维，很多人认为“华龙一号”是在引进AP1000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华龙一号”能成功，AP1000却停滞不前，谜局并未解开。
在《新火》一书中，路风梳理了“华龙一号”的技术渊源。原来，中核集团1997年就开始研制中国百万千瓦核电反应堆，1999年提出总体方案，命名为CNP1000，属于二代技术，2005年完成了初步设计，但由于政府决定引进核电技术，CNP1000的研制陷入停顿。后来，CNP1000重启，更名为CP1000，属于“二代加”技术，从2007年4月至2010年4月，完成了初步设计。历史的发展不乏偶然与意外，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中国政府要求所有新建的核电站都必须采用第三代技术，中核集团决定在CP1000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国家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充分考虑福岛核事故后最新的经验反馈，自主开展三代核电技术ACP1000的方案设计。由于中核集团知道政府的政策是以美国西屋的AP1000统一国内的核电技术路线，便将ACP1000的主要方向定位为出口，而第一个客户就是巴基斯坦。时来天地皆协力，ACP1000赶上了“一带一路”启动的东风。
而从2005年开始，与中核集团存在市场竞争关系的中广核集团，也在从法国引进的M310百万千瓦级堆型的基础上，通过多项技术改进推出了CPR1000二代技术，此后又发展到“二代加”的CPR1000+技术。在此基础上，中广核集团也发展出了自主的三代核电技术ACPR1000+。
由此可见，在从美国整体引进AP1000的同时，中国的核工业企业并没有放弃自主研发。合则两利，由国家能源局牵头，中核集团与中广核集团将各自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融合为“华龙一号”。根据协议，堆芯选用中核集团ACP1000技术的177堆芯，单堆布置，核燃料采用中核集团开发的CF自主品牌，在具体项目上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个性化的专设安全系统。“华龙一号”的品牌由双方共有，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发明方。至此，“华龙一号”发展的源流便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项技术成果的确参考了国外技术，但从根本上说，在引进之前，中国企业已经进行了源头不同的自主技术探索，并形成了各自的技术方案。因此，“华龙一号”是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的产物。作为佐证，“华龙一号”如果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也是无法出口的，而AP1000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西屋公司频繁变更设计图纸、主泵多次发货不合格等问题。作为一种在中国进行试验的新技术，AP1000暴露了其内在缺陷，并导致西屋公司的破产，也连累了为布局中国市场而暗中收购了西屋公司的东芝公司。但日本企业布局中国核电产业的谜局，也只有在AP1000的失败后才暴露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中。从逻辑上说，发挥稳定的“华龙一号”就不可能是漏洞百出的AP1000在技术上的衍生物。
此外，根据路风的采访，当年为了国防安全而搬迁至四川深山里的核动力院，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老院长曾经像个叫花子“讨饭吃”那样在全国各地找项目，但当时在山沟里拿着微薄工资的核动力人上上下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搞核电”。凭着这种精神，凭着一直未丧失的技术研发的冲动，核动力院在上世纪90年代为秦山二期核电站压水堆的自主设计和建造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秦山二期核电站后来成了“华龙一号”的设计基础。至此，中国核电工业自主创新的谜局，才真正被彻底破解了。这不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新闻，而是几代中国工业人披荆斩棘的创业史。
正如《新火》里所说的那样：“中国工业组织只要进行自主（产品和工艺）开发，那么，不管利用多少外国技术或外部知识，也都属于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开发，不管怎么去利用外国技术，也不管怎么用‘开放创新’或‘融入国际产业链’之类的标签去粉饰，其结果一定是陷入技术依赖，永远摆脱不了技术落后的状态。”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7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