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喻清卿）近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亦楠。
她指出，以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为代表的西南水电开发，对于我国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推进“两新一重”建设、打好三大攻坚战等方面具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水库大坝是解决“人水矛盾”的最重要手段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要在困局中谋发展，必须充分评估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王亦楠呼吁应尽快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重视“水安全”问题，打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制约”。
王亦楠介绍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用仅占世界6%的水资源养活世界20%的人口，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按照国际标准，未来10年我国设定的人均用水量指标属于“极度缺水”状态，另一方面，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导致洪旱灾害特别严重。水资源严重短缺再叠加上洪涝灾害频发，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以来面临的严重制约，“人水矛盾”已经尖锐到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的程度。
王亦楠说，自从人类掌握了筑坝工程技术后，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天然水资源的充分保证，无一不是依靠水库大坝蓄水、跨流域调水来解决水资源供应问题，因为目前除了修建水库大坝，人类还没有其他手段来解决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水库大坝由此也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设施。
纵观世界发展史，王亦楠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充足的水库库容和调蓄能力（蓄丰补枯），欧美发达国家才可以做到水旱从人，不必再听天由命。而我国目前的人均库容水平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2%，这一巨大差距，正是我们几乎年年都要遭受洪旱灾害威胁的最根本原因，我国具备水资源调控能力的大型水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鉴于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她指出，我国亟需建设一批类似三峡工程这样的大型调蓄水库，尽快提升我国水资源调控能力，从而大大增加我国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从根本上治理严重洪旱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
在她看来，包括乌东德、白鹤滩在内的金沙江四座大型水电站的梯级开发，使我国总库容增加了46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增加约155亿立方米，对长江流域防洪抗旱能力的提升，确保能源安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亦楠在三峡水库
立足水电开发打造中国版“田纳西奇迹”
王亦楠介绍说，田纳西州曾经是美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借助于田纳西河梯级水电的大开发，一直被浪费且不断造成洪灾泛滥的水能资源成功转化成经济社会和环境福祉（水电开发实现了防洪、发电、航运、土地森林综合利用等多重社会效益），一跃成为美国生态环境最优美、经济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王亦楠说，“田纳西奇迹”对我国如何将西南地区最富集的水能资源，转化为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的重要产业支撑，是非常宝贵的历史镜鉴。
她指出，与田纳西河流域水电开发前的处境非常相似的是，我国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等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恰恰是水能资源尚未充分开发的“富矿”所在。以水电开发为龙头，全面带动当地交通、航运、农业、旅游产业同步发展，是“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让脱贫成效真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最根本出路。
王亦楠高度评价了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在助力西南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她说，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使得库区基础设施和区县城乡集镇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库区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极大拉动了当地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帮助贫困地区实现了从“单纯依靠国家输血”到“逐渐提升自我造血能力”的良性转变，再次为水电综合开发如何带动整个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样板。
优先和充分发展水电
是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基础
当前，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共同行动。在王亦楠看来，优先和充分开发水电，是风电、光伏大发展的重要基础，今日发达国家的“风光”大发展也正是建立在优先和充分开发水能的基础之上，它们的水能资源早已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开发完毕。相比之下，目前我国水能资源的开发程度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60%左右。我国推动清洁能源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科学顺序”问题。
她认为，稳定的水电是风光的“绝好搭档”，可以为风光发展提供“超级蓄水（电）池”，弥补风光自身的“间歇性”缺陷，将其变为稳定的优质能源。
据统计，2019年我国人均用电量大约5100千瓦时，比用电水平最低的发达国家（人均6000～8500千瓦时）还低很多。王亦楠说，要实现工业化，我国电力需求必然还要经历一个显著的增长过程，她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电力过剩”现象，仅属于低层次的供应饱和，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必需的电力需求已经达到峰值。
她指出，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电力供需宽松，正是大力发展以水电为主导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产业“调结构、转方式”的大好机会。从体制机制上来看，亟需国家调控这只“有形的手”，立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统筹部署，防止局部利益相互掣肘，为清洁能源的发展和消纳创造良好环境。